费博瑞：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将继续加大在华投资******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21日电 题：费博瑞：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将继续加大在华投资
中新财经 宫宏宇
“25年的在华发展证明，中国不仅是集团关键的增长引擎，中国独特的科技创新发展和数字营销生态，也已经成为引领集团未来创新的灵感策源地之一。”
日前，欧莱雅北亚总裁及中国首席执行官费博瑞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落地实施，以及自贸区、进博会等诸多开放性的重要举措，都体现了中国立志成为科研创新和营商环境的新高地，让欧莱雅对中国市场更加有信心。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2022年是欧莱雅集团进入中国的第25个年头。您如何看待欧莱雅这些年来在中国的总体发展？中国的营商环境有何变化？
费博瑞：自1997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欧莱雅始终坚持在中国“创造美，让世界为之所动”，并与中国同频共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欧莱雅奋勇向前，在中国打造出一个美丽传奇。如今，中国已成为欧莱雅集团全球第二大市场，并于2021年被提升为北亚区总部。
这25年来，欧莱雅是中国一系列利好营商政策的见证者、参与者、贡献者。
具体来说，中国做出了很多努力，让中国市场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也为整个世界注入了繁荣和稳定的力量——从简政放权到减税降费，从不断与国际接轨到本土化创新，近年来，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落实的效率越来越高，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落地实施，以及自贸区、进博会等诸多开放性的重要举措，都体现了中国立志成为科研创新和营商环境的新高地。这让我们对中国市场更加有信心。
目前，中国已成为欧莱雅集团的核心战略市场，不仅是集团北亚区总部，还是全球六大研发枢纽之一、全球三大美妆科技中心之一、集团首个实现所有运营场所碳中和的市场，以及全球首家自建智能运营中心奠基的市场，并有望成为集团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大市场。欧莱雅始终秉承着“在中国、为中国”的信念，以美的力量启迪中国人寻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中新财经：近日，欧莱雅全球首家自建智能运营中心在苏州奠基。为何将该中心选址在中国的苏州？智能运营中心有何创新之处？
费博瑞：1996年，欧莱雅在苏州建立了在华第一家工厂——苏州尚美工厂，我们在中国的“美丽之旅”由此开始。
多年来，苏州为企业提供了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得益于苏州当地政府，尤其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支持，苏州在基础设施、管理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为外资企业提供了利好的政策和激励措施，让我们共享发展红利，这也让我们对于选址苏州的决定更加确信。
时至今日，苏州工厂已成为欧莱雅集团全球最大的护肤品工厂，我们在苏州打造了中国最大的分销中心，不断培养当地本土人才，苏州对于欧莱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如今复杂多变、中国市场充满挑战的环境下，此次在华的持续投资，再次彰显了欧莱雅对中国市场坚定不移的信心与承诺。
投入使用后，苏州智能运营中心将通过全新升级的系统和软件设计实现更“数智化”、更敏捷、更定制化、更可持续的运营服务。具体包括，采用全球前沿的自动化智能高速分拣系统与机器人设备，在保障D2C订单分拣准确性的同时，缩短电商包裹分拣时间；凭借数字化技术，为消费者提供广泛的定制化服务；采用环境友好的设计和材料生产“绿色包裹”等。
预计该智能运营中心将于2025年实现欧莱雅中国年D2C模式包裹产量“翻三番”。该中心还将成为中国乃至集团全球市场的孵化器，实行创新运营解决方案，服务于零售商和消费者。
中新财经：今年5月，欧莱雅在中国市场投资成立集团首个除总部外单个市场设立的投资公司，该公司的成立有何背景？对集团发展有何意义？
费博瑞：扎根中国25年以来，我们始终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秉持“在中国，为中国”的理念不断加大在华投资。
2018年，欧莱雅全球总部提出要从美妆公司转型成为美妆科技公司的愿景。因此，欧莱雅成立的这家投资公司致力于投资创新美妆科技，助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中国开放式创新高质量发展。同时，该公司的设立也是对欧莱雅中国今年发布的全新战略“美：共同进化·生生不息”的回应，因为创造未来之美的道路上，需要携手生态圈伙伴合作共创。
投资公司成立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上海政府为我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关怀和协助。公司设立流程从至少3个月缩短至一周内办理好营业执照。由于疫情原因大家都处于居家办公状态，政府不但接受了电子签署形式，甚至还通过线上软件远程“云指导”我们完成了文件准备以及申请流程。我们真切希望这一投资公司的成立能够提振市场信心，为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
25年的在华发展证明，中国不仅是集团关键的增长引擎，中国独特的科技创新发展和数字营销生态，也已经成为引领集团未来创新的灵感策源地之一。该投资公司的成立，将开放式创新投资引入中国，期待进一步提升和赋能中国创新生态圈，加速中国开放式创新和成果转化，并以中国智慧启迪全球。同时，这一投资公司将助力集团探索未来之美，加快集团向美妆科技转型。
除投资公司外，欧莱雅在三年前开创“BIG BANG美妆科技创造营”项目，在结缘东方美谷后，又携手法国商务投资署把项目拓展至国际范围，共吸引超过 1000家国内初创公司及50余家法国初创公司的参与，并有30多个项目成功落地。同时，该项目也成为中法化妆品产业合作的标杆项目。这一例子也再次证明了中国对于启迪集团创新灵感的重要作用。
中新财经：伴随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消费群体变化，中国美妆市场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可否用几个关键词谈谈您的理解？
费博瑞：中国美妆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更加渴望，并将伴随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进一步成长。我们看到中国美妆市场中不断涌现出的新趋势可以概括为：
新品类：护肤将会更具创新性，更功能化，优质化，更关注个性和科学化；彩妆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香水、香氛将成为未来新风潮，成为中国消费者新的生活方式场景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护发、美发，头皮的科技和领域的服务将更数智化、专业化、精准化发展。
新渠道：得益于包括直播等新科技的发展普及，线上线下进一步联动，带来更多好的体验和个性化的服务。
新市场：新兴城市消费力崛起。
美好生活方式：追求美好的生活方式始终在大家的心头，并且日新月异，包括国潮消费正当时、没有人是无名之辈、追求便捷、物有所值、健康是金、诚信为本、超前研究等特性。
中新财经：您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美妆市场的发展前景？
费博瑞：中国市场一直拥有着巨大的潜力，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愈发渴望，欧莱雅始终对整个中国美妆市场充满期待。
从规模和增长速度上两方面，中国市场都是集团最活跃的市场。疫情后，我们看到中国美妆市场的强大韧性，在过去的每一次市场恢复期，都出现了强劲反弹。美妆正成为中国消费领域的重要细分行业。例如，2020年，香化品类约占中国最大的免税品运营商中国中免总收入的70%。
中国拥有着全球需求最高且最考究的消费者群体，今天他们对美的追求是全方位的，从头发到指尖，从脸部到身体，从外到内，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上升，并伴随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进一步成长。因此，中国美妆市场将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并为我们不断带来灵感，成为我们的创新引擎。
中新财经：欧莱雅集团后续在华重点布局和投资的方向有哪些？
费博瑞：展望未来，欧莱雅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将继续加码对中国市场的布局与投资。
欧莱雅将继续深化消费者洞察，满足消费者需求，不断带来新品牌、新店铺、新产品、新品类、新体验等，并将打造美妆科技生态圈，推动开放式创新。
此外，欧莱雅会持续践行“欧莱雅，为明天”可持续发展承诺，赋能上下游的生态圈伙伴们与消费者共同参与其中，让可持续消费的理念深扎整个行业。
如，欧莱雅中国捐资与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基金会共同成立的“欧莱雅健康低碳专项基金”，将继续促进绿色低碳消费、提升美妆领域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水平，共建、共享更公开透明、更负责任、更可持续的中国消费产业生态圈。
欧莱雅还将投资更开放、更创新和更包容的市场。从2018年首届进博会举办以来，欧莱雅持续积极参与，4年来共推出14个新品牌和大量全球领先的美妆科技创新；将作为连续三年的参展商联盟主席，参加第五届进博会，带动15个专委会推动行业创新和跨界创新，并积极发动更多精准的专业观众参与进博会。(完)
与名人交往忆事****** 苏戈 我到中新社当记者，是在五十年代初中新社刚成立不久。副社长王纪元同我谈话说：“中新社处于起步阶段，在社会上还没有影响，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特别是要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及文艺界名家为我社撰稿，扩大海外影响。” 那时，当一名文艺记者也有很多困惑。如文艺界名人生活习惯的差异，已经成名的人士不在乎多一次的扬名机会，加上许多人士或单位不认中新社的牌子，所以我开始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人家不理睬摔电话、吃闭门羹，特别是同新华社、《人民日报》多家中央级媒体记者共同采访时受到冷落等，让我觉得很伤面子。再加上社内也有很多规矩限制，如要了解外报转载的文章落地情况，只能查看进步报刊，中、“右”的报不得借看等，这给开展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对中新社的了解不断深入，工作逐步开展，我的工作得到绝大多数各界名人及文艺单位的支持与帮助。更有许多青年人对我这份能经常接触明星、歌星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极为羡慕。每当忆起当年那些人和那些事，我也倍感欣慰，难以忘怀。 老舍先生的幽默与认真 有一次采访老舍先生，我带上介绍信到乃兹府老舍先生宅院(现改为老舍先生纪念馆)。见到老舍先生后，我将信递交过去，先生看了信便问：“中新社和新华社有何不同？”我将中新社是民办通讯社，社长为金仲华，供稿对象是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等一一道来。先生边看介绍信又问：“是民办通讯社？”“是啊！是啊！”先生认真地重复问，我又重复回答。看来先生对“民办”两个字有不解之处，我也无法解答更清楚。这时坐在旁边的老舍夫人胡絜青大姐笑着说：“民办就是民办。”大家互相看着笑了起来。那些年我经常麻烦老舍先生，凡是遇到年节、假日、祖国大庆，便邀请先生为我社撰写文章。只要先生能抽出时间，他绝对愿意帮忙。 如今老舍先生已谢世，他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生动表现了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写出最底层人民的疾苦，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面貌。老舍先生是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人，让人永远怀念。 张恨水状告中新社 张恨水是位著名言情小说家，一生撰写了120多部小说，大量的散文、诗词、游记等作品，是位多产作家。他的著名小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夜深沉》等多部作品均拍成电影及电视剧，影响极广。我很早就阅读了他的小说，也可以算是他的“粉丝”吧。1956年夏季的一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前往西四砖塔胡同一座四合小院拜见张恨水先生。当我推开小院便门时，见到先生和夫人正坐在亭院中八仙桌旁饮茶。夫人很娇小，像是南方人模样。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先生说话语气低沉，言语不多，似乎有心事，或对当下新中国建立不久的环境不适应？当我问起先生近期有何大作时，先生不直接回答，只说没有什么事，很闲，有时在附近遛遛弯。我根据他说的现实情况，提出请先生为我社撰写一篇《北京街头见闻》，先生答应了。我便不打扰，起身告辞。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先生寄来的文章，大约四五千字，交给组长黄嘉锦处理。黄嘉锦组长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地下党员、菲律宾归侨，能干，有魄力。他大刀阔斧将张恨水先生文稿压缩成二千字，便发往香港报刊。事过半个多月，王纪元副社长叫组长和我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们说：“张恨水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告了中新社，说‘对作者不尊重，不负责任，随意改动作者文章’。”发生这种事对中新社影响很不好，组长和我都挨了批评，我们也做了检讨并吸取了教训。尽管我们给张恨水先生带来不愉快的经历，但先生以大度的胸怀仍应邀为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撰写了多部长篇章回小说，对外报副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此，我们很感谢张恨水先生。 批斗“电影皇帝”崔嵬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兼导演崔嵬先后拍摄了《青年之歌》、《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多部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影片，并在电影《红旗谱》、《宋景诗》、《海魂》中扮演了不同类型的角色。1962年，由《大众电影》读者投票评选的“百花奖”对崔嵬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的朱志忠这一纯朴、善良、勇敢的农民形象给予了极高评价，授予他最佳男演员奖。为此，我写了一篇《访最佳男演员崔嵬》，刊登在《中国新闻》稿本第二部分。此稿很快被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转载，香港《大公报》刊登时将标题改为《电影皇帝”崔嵬》。据了解，当天香港街头报亭《大公报》销量剧增，受到香港居民的欢迎。没料到，“文革”期间，“电影皇帝”这篇改动标题的文章给崔嵬凭空增加了一条罪状。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位延安时的共产党员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了，被那些不了解内外社会制度区别的群众揪斗不放，吃了不少苦头。“文革”过后我又见到了崔嵬，向他表示谦意，“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崔嵬用他那山东人特有的宏亮嗓音，直爽、坦然地说。是啊！灾难是过去了，如人有再提起那段历史故事，就当笑话讲给后代听吧。 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 1966年“文革”伊始，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通讯组曾两次报道有关京剧艺人言慧珠的文章，这两篇大毒草应受到批判……。我看了大字报很气愤，有同志支持我反唇相讥。我想想还是冷静下来。1960年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从上海来北京开会时，我采访了她。当时，她是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她向我介绍了培养京剧接班人的情况，并对京剧艺术后继有人充满信心。同年夏季我从上海晚报上看到一则关于言慧珠、俞振飞结婚的短讯，即写信邀请她为我社撰写一篇蜜月旅行见闻之类的文章。言慧珠很热情，很快复信。信中说明：他俩畅游长江，欣赏了祖国美丽山河，看到了长江两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等。她还说，他们回上海已过多日，不是新闻了，如需要，请我代笔，用她名字发表。我根据言慧珠的委托及信中所描述的情况，写了一篇《言慧珠、俞振飞蜜月旅行追忆》，发给香港。香港及海外有些报纸很快采用。因为这种文体的稿件通讯组曾发表过多篇，很受外报欢迎。记得《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稿不仅被多家外报转载，而且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肯定及表扬。言慧珠是著名须生言菊朋的爱女。言慧珠才艺双全，扮相秀美，唱腔清亮圆润，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俞振飞是著名小生，是梅兰芳的搭档，他不仅在国内扬名，而且深受香港、台湾及海外京剧爱好者关注。再说，当年通讯组每三个月就要全面检查所发出的文稿，如有问题早就挨批了；其次，所报道的对象，不是个人喜爱而是因工作需要，符合我社规定的爱国主义报道方针。这场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未能掀起更大地浪花，没过多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 拜见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本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领导给了我这任务，只有服从别无二话。领导交代：请邵力子先生撰写一篇国庆十周年观感，不谈人口问题。我领会了精神，随即前去拜访邵先生。邵力子先生是浙江绍兴人，讲话略带乡音。他是1949年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主要人士之一，主张国共合作，后因谈判破裂，邵先生主动要求留在北京未回台湾，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等要职。邵先生很热情也很健谈，待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很快应允。他认为，建国十周年各方面变化很大，特别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尊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等，给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我采访结束起身告辞时，邵先生又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有关计划生育及人口问题的文章，接着他很激动地讲道：他曾在1953年时，在一次重大政治决策会议上提出中国人口过多，需要计划生育的观点；还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人口问题做了专题发言。邵力子先生说：人口多是好事，但在经济和物质不够发达的社会环境中，控制人口刻不容缓。他的观点有三方面：第一，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不利；第二，生子女多对妇女身体健康不利；第三，对儿童成长教育不利。我聆听了邵力子先生关于人口问题见解与观点，极为敬佩和赞同。但是当年有关人口问题的政策是学苏联，是国策。这一观点又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表示同意？我做为一名记者更不敢随意表态。先生看我没任何表情，一定是大失所望。很遗憾，如果先生不在“文革”中故去，如果先生能活到现在，看到中国人口增势得到控制，经济发展，国富民强，定会感到欣慰。 (历史资料) 盈彩地图 |
